自1982年提出“以上海為中心建立長三角經濟圈”以來，長三角一體化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步，至今已走過37個年頭。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提出，將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在時隔30多年之后，第二次進入全國改革開放大的謀篇布局之中。新一輪長三角一體化，與前期的長三角經濟圈建設存在什么異同？如何全面、深刻理解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的新內涵？
一、全球大視野下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的新特征
站在全球新一輪大變革中，新時代長三角一體化具有三大新的基本特征。
第一，長三角一體化，是要打造對標乃至引領國際最高水平與最高規則的新型一體化，代表中國改革開放的新高度。這里具體存在兩個內涵：
第一個內涵，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要構建對標國際最高發展水平的一體化。從國際發展史的視野看，包括上海、浙江、江蘇、安徽在內乃至整個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發展歷史，從本質上走的是后發追趕型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在國內中西部地區還有10到20年的迂回空間，在長三角地區則已進入尾聲。今天的長三角地區實際上已轉型為一個經濟總量達21萬億元、人口2.2億、人均GDP接近1.4萬美元的全球第6大高收入經濟體。從經濟總量上看，已經超過法國、意大利，接近英國的水平。隨著收入、產業和技術與國際前沿水平趨近，可以預計后發追趕型道路在長三角地區將遇到增長瓶頸，亟須轉向我們稱之為面向世界前沿產業的競爭先發型道路，提前10年為國家發展探索新路徑、積累新經驗。
第二個內涵，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要改革創新，建立可對標乃至引領國際最高規則的一體化。當前，全球大國經貿規則正在呈現兩大趨勢：一是在多邊問題上，加快對WTO多邊解決機制進行改革已經形成國際共識；二是在雙邊問題上，特別是大國間經貿往來上，已經從追求產品和要素在邊界間的流動自由化，進一步向追求市場規則在邊界內部的“對等化”深入拓展。這實際上已形成對我國新一輪加速全面深化改革、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外部倒逼壓力，這就要求國家要在一定地區開啟新的全面開放、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試驗。長三角地區經貿發達，以不到全國1/25的土地面積、1/6的人口，貢獻了全國約1/3的對外貿易、約3/5的外資利用額，同時在國際航運中心、數字經濟發展方面具有顯著的地域優勢。因此，在當前全球大國經貿規則面臨大變革的環境下，長三角地區通過一體化戰略，加快自由貿易、資本市場、要素流動等領域的深化改革，對接引領全球最高規格的開放規則，既是長三角地區進一步發展的歷史使命，也是國家在新時期推動發展路徑創新的內生戰略需求與應對國際形勢要求的戰略決策，代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新高度。
第二，長三角一體化，是要實現市場核心驅動和政府高效有為的新型一體化，代表中國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高度。當前，全國有三大“一體化”熱點區，分別是京津冀地區、粵港澳地區以及長三角地區。橫向對比來看，京津冀地區一體化目前處于政府主導驅動階段，粵港澳地區則是跨關境開放驅動，但由于香港、澳門與內地存在的體制差異，使得粵港澳地區一體化路徑較難具有可復制性。
長三角在中國新時代改革開放空間總布局中的獨特性體現在何處呢？長三角地區的一體化，其主導動力根源于我國內部相鄰省份市場之間的內生擴張與融合，這是相異于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地區的重要特征。推動區域一體化面臨的問題主要不是人為的強加的市場融合，而是各地方政府因行政邊界導致的市場分割，所以未來要以市場覆蓋范圍和邊界為基準，主動跳出縣域、市域的行政分割，進行省際間的頂層對接設計，真正開辟出一條體現市場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發揮獨特協同作用的中國特色區域一體化新道路。
第三，長三角一體化，是實現多層次、多方位的新型一體化，代表中國區域一體化的新高度。從全球視野看，歐盟的一體化是一步步從鋼鐵產業同盟到關稅同盟，再到貨幣一體化等，是一種歷時性的線性過程。相比之下，長三角一體化是多元復合、多線程并進的。從廣度上，將包括規劃一體化、交通一體化、環保一體化、市場一體化、治理一體化、民生服務一體化等內容；在深度上，因不存在國別問題，可實現經濟、社會、文化、人口的深度融合。
二、合力推進高質量一體化的新理念
——在城市間的競爭合作關系上，要從“長各長、短各短”轉向戰略拉長板、整合補短板。目前，長三角內部城市之間的產業鏈與價值鏈存在較明顯的同構與重疊。產業越同構，實際上越偏離一體化，而區域一體化水平越高，各地特色競爭力越明顯。隨著長三角一體化進程的深入，各地面臨更大的市場分工與配置范圍，更要站在長三角全局審視自身優勢與不足，以全局共建思維，促進競爭協同發展，而不是內部同化、重復建設。具體而言，各地方政府在未來推進一體化過程中，在到底是補短板還是拉長板的關系問題上，基本思路應該是：
在克服短板方面，要更加善于通過城市群間的整合分工，借力、合力克服自身短板。比如，城市在產業鏈的局部環節存在弱勢，應盡可能通過楔入長三角城市產業鏈、利用周邊城市的互補性優勢等，加速克服自身短板，對于一些關鍵共性短板，則應進一步通過與周邊城市合作共建克服。
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的長板進一步拉長、凸顯出來，才能強強協同推動高質量一體化。這是推動高質量一體化的關鍵思維，否則就容易導致重復建設和低效競爭。
——在發展導向上，要從謀求經濟體量規模轉向打造新的全球超級市場。長三角三省一市通過推動一體化，累加的不是經濟規模，而是市場，確保在穩健推動經濟體量增長的同時，通過競相融合開放，打造一個面向全球的超級市場。其核心含義有三：
一是通過做大中高收入群體規模，加快高質量進口產品消費，真正建立一個覆蓋2.2億總人口、擁有接近1億中產階級人口的超級內需消費市場和面向其他國家的重要進口消費目的地。
二是通過穩步推動我國資本市場開放向縱深創新發展，提高國際化金融服務能級，打造形成具有強大國內外資本吸引力的資本市場。
三是切實構建對接國際一流水準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提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打造具有強大創新能力的國際技術創新與交易市場。
——在改革重心上，要從產品市場轉到要素市場。當前，產品市場自由發育水平在長大角三省一市尤其是上海、浙北、蘇南一帶已較為完善。根據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滬蘇浙三地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民營經濟以及法治環境等方面均遙遙領先，市場化總指數平均超過9.7（滿分為10）。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三地要素市場發育這一細分領域明顯落后。
要素市場是構建市場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增強市場對要素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是當前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突破口，也是獲取市場改革新紅利的新路徑。當前應逐漸打破縣域、市域與省域不同層面的多級行政分割，以人才、資金、產權的要素端自由流動與配置改革為紐帶，推動要素充分涌流、高效配置與自由分工，推動長三角真正實現高質量一體化發展。
三、浙江在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過程中提升自身競爭力的新戰略選擇
第一，打造不可替代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獨特產業優勢。區域一體化與產業特色化并不矛盾。當前，浙江在大數據、云計算、跨境電子商務等產業的全國競爭力優勢顯著，要牢牢把握智能革命的數據端口與運算樞紐，推進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深度發展，更加側重提升數字科技的原始創新與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推動新一代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向工業、金融、城市管理等領域的融合擴展，切實打造數字科技中心、數字產業中心、數字貿易中心和數字金融中心四位一體，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數字經濟中心。
第二，打造無法“流動”的獨特要素與環境優勢。區域一體化水平越高，要素流動越自由，那些本身難以流動的區域特色元素就越重要。為此，要重點突出四個方面：
一是依托舟山深水港優勢，以國際大宗商品儲運、交易、深加工、海事、金融服務為特色，積極推動寧波舟山自由貿易港探索建設，協同上海共建國際一流航運中心。
二是依托浙江大學、之江實驗室、西湖大學等科研院所力量，加快提升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科技等新一代前沿科學的原始創新與產業化能力，打造國際一流的科技教育優勢。
三是以浙西南板塊的獨特生態優勢為主，進一步增強生態要素能量，推動綠色發展，最終打造長三角大花園和全國領先的綠色發展示范區。
四是基于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果，率先構建國企、民企、外企基本一致“全面負面清單”制度，推動“最多跑一次”向“基本不用跑”升級拓展，構建高效透明健全的政務服務體系和營商環境。
第三，打造對流動要素具有強大配置力、以民營企業家為核心的獨特能力優勢。隨著長三角一體化的推進，產品、資金、技術、產權等要素均可通過自由貿易和內部交易實現流動。在此情景下，最具活力、對其他流動要素具有配置力的企業家將在增進區域競爭力中發揮根本性作用。應依托浙江民營企業家優勢，源源不斷地培育、集聚和升級浙江的企業家能力優勢。為此，要抓好四個關鍵點：
一是悉心培育打造一批浙江系跨國公司群，鼓勵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及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布局和要素配置，構建形成“浙江總部+全球基地”的國際價值整合新模式。
二是集聚一批海外回歸企業群，加快建設境外并購回歸產業園，打造特色“華商之窗”，引導華商回歸創新與二次創業發展。
三是引進一批高質量外資外智企業群，繼續擴大外資外企引進力度，提升引進質量與標準，培育吸引世界500強公司，形成高質量外資外智企業集聚高地。
四是孵化一批新生獨角獸企業群。進一步加大對國外智力、資本、新創企業團隊的引進力度，鼓勵新生中小企業專注深耕、強化創新，提升質量和品牌建設，打造更多細分領域的隱形“冠軍”企業與獨角獸企業。
【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浙江大學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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