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國：垃圾分類不僅要分清，還要高質量利用

習近平總書記近期對垃圾分類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推行垃圾分類，關鍵是要加強科學管理、形成長效機制、推動習慣養成。隨著《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于2019年7月1日正式實施，公眾對我國垃圾分類的關注度空前提高，各種關于垃圾分類方法、標準與策略的討論越來越深入細致，在全社會營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圍。

垃圾分類應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世界各國推行垃圾分類并無整齊劃一的分類方法。即使是在一國之內的不同城市之間，甚至是在一個城市的不同區域之間，分類方法也不盡相同，具體方法因各個國家、各個城市、各個區域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及后端處理與利用設施的能力與結構配置而異。

例如日本地狹人稠，處理設施以焚燒發電為主，垃圾分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資源垃圾、大件垃圾等四類;美國地廣人稀，后端處理設施以填埋為主，垃圾分為可回收垃圾、可堆肥垃圾、可填埋垃圾等三類;德國的自然條件與人口密度介于日本與美國之間，焚燒發電占比較高，同時有機垃圾生物處理應用也較為普遍，垃圾分為有機垃圾、輕質包裝、廢紙、廢玻璃、剩余垃圾等五類。

我國《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提出的基本分類方法是將垃圾分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易腐垃圾、其他垃圾等四類，符合我國國情與垃圾組分特點。但是，我國各個城市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差異較大，后端處理與利用設施的能力各不相同，資源化產物利用的市場空間有大有小，垃圾分類的方法自然也應該各具特色，不宜“一刀切”“一般齊”。

特別是對社會關注度較高、矛盾較為集中的易腐垃圾(濕垃圾)和低值可回收物，作為垃圾分類處理系統整體效能優化的重要節點，應積極倡導和要求居民做好源頭分類投放，但各地特別是人口密集、土地稀缺的超大型城市，必須充分考慮后端處理與利用設施條件、資源化產品市場空間與整體成本，不宜設定過高的分出率目標，以免政府財政難以為繼，而產物缺乏出路，最終還是“殊途同歸”，流入填埋、焚燒等終端處理設施。

垃圾分類應采取由簡到繁的標準。垃圾分類貴在人人動手參與，重在習慣逐步養成。相應的標準應由易到難，由簡到繁，逐步遞進。在垃圾分類推行的初期，分類標準應盡可能清晰明了，簡單易行，一方面要考慮與后端處理與利用設施的銜接;另一方面要考慮便于居民理解、接受與掌握。分類標準過于紛繁復雜，或過于糾纏某些細枝末節，在現階段只能是人為增加分類難度，徒增紛擾，對分類處理系統效能提升與污染減排事倍功半。

目前，垃圾分類標準制定應抓住主要矛盾，優先保證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易腐垃圾(濕垃圾)等目標分出產物的純度，以利于其后端處理與利用。暫時不清楚所屬類別的可以先按其他垃圾(干垃圾)投放，因為與其他垃圾對接的處理設施是焚燒發電廠或衛生填埋場，本來就是容錯能力較強的混合垃圾處理設施。只有讓其他垃圾(干垃圾)發揮其應有的容錯功能，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易腐垃圾(濕垃圾)等目標分出產物的相對高純度，否則按照分類投放錯誤率等比例原則，易腐垃圾(濕垃圾)、可回收物甚至有害垃圾中必然會混入一定量的其他垃圾(干垃圾)，導致其無法滿足對進料品質要求較高的易腐垃圾(濕垃圾)、可回收物與有害垃圾處理與利用設施的入廠要求。

垃圾分類應采取選擇性分類的策略。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背景下推行垃圾分類，必須主動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垃圾分類本身并不直接消滅和利用垃圾，只有分出的產物得到“高質量利用”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減量回收。所謂“高質量利用”，就是要做到：質量高標準，環保嚴要求，成本可接受。質量高標準，就是不能生產過剩落后產品，更不能生產殘次偽劣產品;環保嚴要求，就是回收利用過程必須執行嚴格的環境保護標準，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攫取利潤;成本可接受，就是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不能不計成本不惜代價。

可以預期，短時間之內我國生活垃圾源頭分類的準確性不可能很高，現階段應立足于居民分類習慣的真正養成，著眼于社會文明程度的逐步提升，采取選擇性分類策略，更加注重目標分出產物的“質精”而非“量大”。只有有了“質精”的分類產物，才能有效切斷“散、亂、污”企業的原料供給，促進再生資源回收行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F階段追求“量大”，其后果往往是一堆垃圾勉強分成略有差異的幾堆垃圾，以其為原料只能在付出較高的經濟成本或環境代價的條件下生產大量低端再生產品，而“高質量發展”恰恰意味著過去量大質次、薄利多銷的低端再生產品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總之，垃圾分類是我國新時代垃圾處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產物和標志，分類方法、標準和策略必須符合新時代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環境保護形勢的動態變化，充分考慮各地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及處理設施的能力與結構配置，研究真問題，抓主要矛盾，有的放矢，精準施策，才可能促進居民養成垃圾分類的良好習慣，形成社會共治的長效機制，提升社會文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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